名為票據轉讓實為借貸 最高法首次判定為“通謀虛偽”

導讀

最高法院這一判決以《票據法》第十條為基礎，強調票據行為應具有真實的貿易背景或基礎關系，這將對金融圈早先流行的票據空轉、票據清單交易或融資性貿易等行為起到一定的規范或抑制作用。

近期，一起借票據貼現償還逾期貸款的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判定為“通謀虛偽”，引起資管圈關注。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悉，最高人民法院在最近公開的（2017）最高法民終41號案中，認定當事人民生銀行 南昌分行與其他三家公司的票據交易活動“名為票據轉讓，實為借貸”，構成《民法總則》第146條“通謀虛偽”行為，應以實際借貸關系確認雙方的權利義務。表面合法的票據貼現、票據背書屬于虛偽行為，應歸于無效。

判決書顯示，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借款人等事先通謀，以沒有真實交易背景的商業承兌匯票貼現來實現化解不良（歸還逾期貸款），借新還舊，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票據活動為各參與方的通謀虛偽行為，貼現銀行不享有票據權利，不具有追索權。雙方應當按照借款法律關系處理。

多位律師、銀行資管人士表示，該案件是在金融糾紛中直接適用《民法總則》“通謀虛偽表示”制度的首個判例，對于以沒有真實交易背景的商業承兌匯票貼現來實現化解不良，具有警示作用。表明金融審判將不僅看表面法律關系，更多以穿透性實質認定，這對抽屜合同、陰陽合同等行為有警示意義。

用票據化解不良的“算盤”

該案已持續數年之久，涉及多家公司。包括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出票人、承兌人——江西省地方有色金屬材料有限公司（簡稱“有色金屬公司”），江西正拓實業發展有限公司（簡稱“正拓公司”），兩家公司實際控制人為羅某某；票據貼現申請人——上海紅鷺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簡稱“上海紅鷺”）。

判決書顯示，2012年底，正拓公司對民生銀行有7000余萬元的逾期貸款無法歸還。羅某某向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工作人員提出，由有色金屬公司向上海紅鷺購買陰極銅，以商業承兌匯票形式支付貨款；再由紅鷺公司持該票據向民生銀行南昌分行申請貼現，羅某某承諾會確保紅鷺公司將所得貼現款用于歸還正拓公司的逾期貸款。

2012年9月，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正拓公司簽訂協議，進行商業匯票貼現，由羅某某與其妻陶某某承擔連帶保證責任。之后，有色金屬公司向紅鷺公司開具票面金額為1.1億元的商業承兌匯票，羅某某等與民生銀行南昌分行簽訂《擔保合同》，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辦理商業承兌匯票貼現業務，向紅鷺公司支付1.04億元貼現款。正拓公司所欠民生銀行南昌分行的逾期貸款已用票據貼現款歸還，其余貼現款亦被羅某某實際使用。

2013年6月，票據到期，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向有色金屬公司賬戶扣收余款遭拒付。此后，民生銀行南昌分行向出票人（承兌人）有色金屬公司、貼現申請人紅鷺公司多次催收，均遭拒。由此引發糾紛。此后，上海市黃浦區法院作出刑事判決，認定有色金屬公司、羅某某犯騙取貸款罪。

法院認定為通謀虛偽行為

該案爭議焦點在于：糾紛的性質是什么，屬于票據還是借貸行為；民生銀行南昌分行是否是合法的票據權利人；紅鷺公司應否對此筆貼現款承擔清償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判決，民生銀行南昌分行與有色金屬公司之間的實際法律關系應為借款關系，票據貼現只是雙方商定的具體融資方式。本案票據活動是各方通謀虛偽行為，所涉民事行為無效。原因在于，本案票據的簽發、取得和轉讓不具有真實的交易關系。參與方明知票據項下無真實交易關系，但出于不同真實目的，相互合謀實施了該票據行為，屬于通謀虛偽行為，所掩蓋、隱藏的真實行為實際是借款。

根據2017年10月起施行的《民法總則》第146條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應當意思表示真實，行為人與相對人以虛假的意思表示實施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以虛假的意思表示隱藏的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依照相關法律規定處理。

最高法院確認，對本案通謀虛偽的票據活動所訂立的《陰極銅購銷合同》及其《補充協議》、《貼現寶合作協議》、《貼現申請書》、《擔保合同》，均確認無效。民生銀行南昌分行持有的票據在形式上符合《票據法》規定，應屬有效票據；但該行明知出票人并不具有支付該票據項下款項能力的情況下，為其單筆授信了該票據票面金額的貼現額度，屬于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情形，不得享有票據權利。

北京初亭律所主任合伙人王飛鴻律師、合伙人王曉明律師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時表示，在本案中，最高法否認了票據貼現、票據背書的法律效力，銀行不享有票據權利而僅對借款人享有借貸債權。這一變化，首先將影響該筆債權的利息、逾期罰息或違約金的計算標準。更重要的是，意味著銀行喪失了票據追索權，不能向前手進行追索。在本案中，票據出票人（即債務人）瀕臨破產，實際上已經不具有履行能力，而銀行又不能向票據前手追索，因此銀行此項債權恐難以實現。

特別是，最高法院這一判決以《票據法》第十條為基礎，強調票據行為應具有真實的貿易背景或基礎關系，這將對金融圈早先流行的票據空轉、票據清單交易或融資性貿易等行為起到一定的規范或抑制作用。盡管票據具有無因性和流通性，但其仍應以真實的基礎關系為前提。

金融監管與金融審判銜接配合

對于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來說，該案的更大意義在于，最高法院對于金融糾紛案件的審判思路產生變化。

2017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進一步加強金融審判工作的若干意見》，提出“對以金融創新為名掩蓋金融風險、規避金融監管、進行制度套利的金融違規行為，要以其實際構成的法律關系確定其效力和權利義務”，“要維護金融監管機構依法履行監管職責，積極推動、監督和維護金融監管機構依法行政。強化金融監管和金融審判的銜接配合，推動形成統一完善的金融法治體系”。

有銀行資管人士表示，該判決表明法院將按照實質認定，而不一定是表面的法律關系。

王曉明認為，最高法院以通謀虛偽表示制度認定“名為票據貼現，實為借貸”，這一點與正待落地的資管新規有異曲同工之效。

資管新規征求意見稿提出，對資管業務實行穿透式監管，對于已經發行的多層嵌套資產管理產品，向上識別產品的最終投資者，向下識別產品的底層資產。

王曉明認為，通謀虛偽表示制度在于“去偽存真”，探尋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并以此判斷行為的法律效力。因此，“穿透式監管”與通謀虛偽表示的立法目的基本相同，只不過是監管者和司法者的側重點不同而已。在未來的司法實踐中，法院可能會更加關注金融監管規定、政策，可能會更加頻繁地參照適用監管規定，并以監管規定為標準來認定金融機構在糾紛案件中的過錯大小和責任承擔。